把群眾拉來排隊

　感嘆開頭!

　　論題本是“試從舒蕪在胡風事件中的表現看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的艱難選擇”，只就題目看信息量就龐大，湧動著的話題點也就更多：舒蕪、胡風、中國、中國知識分子、政治運動，然而最後的落腳點卻是“艱難選擇”——人面對選擇本就會猶豫、糾結，頭腦風暴壹番後會發現往往只在選擇者的壹念之間。不過，或許有時也沒有那麽地“艱難”——因為有的東西並不是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就能夠控制得了的，這也並非悲觀，也如舒蕪所說：“人的思想又是離不開大環境的影響，當時國家是這樣，就要這樣跟著國家走。”雪纖瘦

　　不想正經兒說，閑侃壹下。

　　先從頭兒捋壹捋：上個世紀40年代舒蕪得胡風的大力扶植在文壇嶄露頭角。1952年，舒蕪相繼公開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致路翎的公開信》，率先點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呂熒的名字。胡風事件中，舒蕪因提供胡風給他的信件，並層層轉到最高領導人手中，對“胡風集團”揭發批判升級時，“上面的人”要舒蕪做的就是照葫蘆畫瓢，將重要的材料摘抄出來，填充其間，然後用他的名義刊登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壹些材料》使勢態迅速轉向。

　　胡風給舒蕪的信件，屬於私人、朋友之間的書信往來將私人信件，統統交出來，並由專門機構專門人員“梳理”，加上批語、按語、註釋，形成壹個偉大的歷史性文件。舒蕪晚年總結了整個單純又不單純的過程，用他的話說是：“有出入的”——甲有壹件東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拿給了丁看。舒蕪是這樣太認真，太天真，太誠實，太不懂事兒的學者吧，所以我們在評論舒蕪時總會用上“悲劇”壹詞。

　　說到這兒，就不得不說說毛聖人那個神聖的《在“旭旯胡同兒”的講話》了，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壹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說白了不就是“革命”屌絲，用強硬的手段搞到了“文藝”白富美，結合出所謂的“革命文藝”好兒郎，再教他替父報仇與“民族敵人”鬥爭，可是民族敵人又是誰呢?要是“文藝”的娘家，那麽狗血劇情就有了雪纖瘦投訴。

　　“上面的人”自封為“帶隊者”，把群眾拉來排隊，溫情歡迎，熱情講解，讓大家抱成壹團，擠得熱乎，待到大巴的大門壹關，群眾就又是單獨的個體了，這種革命的方式簡直是壹種劣質的傳銷的手段。毛聖人所謂“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是危險的，“我們”是“誰們”?恐怕是“我”們吧……

　　《講話》總是念念不忘“文化戰線”、“文藝鬥爭”這類“洋涇浜”性質的玄乎“術語”，其實也就與“新奧爾良烤翅”壹般，而且還是“轉基因”的。動輒拿“反共反人民”嚇唬老百姓，“反共反人民”儼然已經成為壹個“名詞”了，反共後面必定“反人民”，就像大義凜然、清風傲骨地吼著：妳說我行，但我是我娘生的，說我就是說我娘，說我娘就不行了……於是掄圓胳膊壹個大嘴巴子抽過去了，於是壹些“知識分子”嚇得屁滾尿流，再無下文。

　　在政治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壹種工具、文學就是壹種媒介載體甚至是犧牲品，而這種殘酷的政治運動便是壹種環境惡劣的“掛滿天下”的遊戲程序。

　　“上面的人”人為地把知識分子擺在最忠實和最不忠實兩個坐標上，再像撥弄鐘擺似的玩耍。讓知識分子到外面出賣自己並換得他們要的“銀子”，壹方面卻要她們忠貞於自己。這時的知識分子要“懂事兒”，成為壹個“知事”分子雪纖瘦。

　　他們革命的暴力年代、我們中國的中庸傳統決定了“左派、右派都不甚好”這個現象。前幾天、前幾個小時妳還是個慷慨激昂扔別人臭雞蛋的英雄，過幾天、過幾個小時妳就會是把屎盆子往自己腦袋上扣的狗熊，除了“上面的人”，大家都是扮演角色的小醜而已。

　　這些學者、文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只是壹些老老實實“學習著的人”、只是思想著的人、有思維能力的人，而有壹天，壹些帶有鮮明猥瑣政治目的的人，突然搶過他們的四書五經，壹手拿著葵花寶典，壹手拿著九陰真經，讓他們選擇壹本，修煉深造。選葵花寶典的，就是魔教邪道不解釋;選了九陰真經的又被他們逮住說走火入魔有問題。進而對這些“不懂事兒”的人都進行教育：拿著紅皮書，壹壹列罪，最後從褲腰裏神聖地拿出“紅色”皮子的書，說，真理在這兒。

　　這些文人學者們的選擇就在“知識”與“知事”上，“識”自己，窺探自己的內心，還是“事”外界，迎合社會的環境——其實他們都不過是秤上的砝碼，被別人撥弄壹下，自己跑遠了，也或者自己跑不動了，反正都最終會遭到人為的“矯正”，整風也的確“整瘋”了壹群人